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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与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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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言中国学术思想或哲学史者,对魏、晋人的“清谈”与“玄学”,皆列为中国文化演变的主题。

关于“玄谈”兴起的背景,多数认为由于政治环境与思想风气所形成,大都忽略两汉、魏、晋以来朝野社会,倾向求仙的风气,与神仙道士等解释“三玄”之学,如《周易》、《老子》、《庄子》的丹经思想。

能知此者又不通于儒家的俗学,明于彼者又不识道家的丹诀,故不两舍而不言,就偏彼而重此。倘若更能了解汉末、魏、晋以来神仙道士的思想,久已占据人心,且具有莫大的潜力,那对于魏晋“玄谈”兴起的原因,就可了如指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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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时代,上至帝王宫廷,与士族巨室,下至贩夫走卒,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观念,已相沿成习,犹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十之八九,世家传统,都是信仰佛道两教。

但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为求明理,且心存君国,志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贵而兼神仙,毫无疑问必为背道而驰。而传统思想习惯,又已深人人心,虽心向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驳斥自以鸣高。

于是神仙道士们所提倡“三玄”之学,一变而为空言理论的“清谈”,乃是势所必然的演变,何况时衰世乱,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当时佛教还未普遍建立规模,所以也无从逃佛逃禅,犹如五代人才的脱屣轩冕,相率入佛。

与其说“玄学”的兴起,由于哲学思潮的刺激,毋宁说是魏晋知识分子对于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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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窥见汉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达意境。他如东晋的世家士族,若王谢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们的道教,如《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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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日: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又如谢灵运儿时,其家为求其易育,曾寄养于天师道的治所。他如东晋诸名士的学术思想,不入于道,即接受新兴的佛学,大体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别,并非绝无影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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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范宁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

如云:“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以至礼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故吾以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其实,以“玄学”或“玄谈”的兴起,一概归之王弼、何晏,未免过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殊非笃论。

但自“玄谈”兴盛,使道家论神仙丹道的学术,在思想上,更有理论的根据与发挥,形成为后来道教的哲学基础,实由“玄学”而开辟其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