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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

从嵇康、阮籍、张湛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说过,王充、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只是此说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