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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沙滩村的文化辉煌与不尽诗意

沙滩文化图片_沙滩文化主要内容_沙滩文化

沙滩村小景 舒畅 摄

沙滩村,人才辈出诗书耀世

沙滩村,这个名字让初次听见的人首先想到大海。去沙滩村的时候,当地文史研究者们对这个名字隐隐遗憾:“好多人都以为是某个沿海的地方。”沙滩村跟大海无头,但跟一条江有关,这条从村前流过的江里有长约半里的沙洲,沙滩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这条江叫乐安江,在唐代《元和郡县志》里,它叫夷牢水,民间又叫它斤竹溪。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一路飞驰,驶下高速路之前,路牌上提示的名称又成了“洛安江”,弄得我很疑惑。跟沙滩村和新州镇的地方志工作人员讨教,说是并没有正式改名,又有人讲是因为如今有了“安乐死”的说法,于是原本很“安居乐业”的“乐安江”,又在一些时候被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写成“洛安江”……我想起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说的那句:“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绕着弯儿世代流淌的江水,因人们不同的心思被赋予不同的名字,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别扭。这让我又想起书里的另一句:“世间的事,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乐安江发源于绥阳县西北部大娄山南麓,蜿蜒东南流,至沙滩微折而东,汇入湄水、湘江,最终流入乌江。黄万机先生在其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一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村的面貌:“沙滩前带清流,后枕冈峦……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文字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与我在2023年春天初次到达沙滩村时的亲眼所见,几乎是毫厘不差。

跟随地方志行走贵州,沙滩村是每位文史领域的专家推荐我去到的第一站。至于原因,自然就是这片土地所滋养出来的“沙滩文化”。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即使在中华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贵州通志·艺文志》里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难怪民间谚语有那句:“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一个地处偏远,方圆不过十里的村子,三家几代人在百余年间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诗书耀世,余韵不绝,想起来都令人神往。

《遵义新志》,出现了“沙滩期”

在地方志里找寻对于沙滩文化的溢美,道光年间编修的《遵义府志》里是没有的——这本梁启超眼里的“天下第一府志”,编撰者正是沙滩文化人中的代表人物郑珍和莫友芝,“自己给自己点赞”这样的事,他们那个段位的传统文人可搞不定。到了1937年刊行的《续遵义府志》,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开始被关注。而真正让沙滩文化得以凸显的,则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时的重要学术成果——《遵义新志》。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文化人:“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沙滩的文化成就,书中专门强调了它已突破“地方级”,跻身“国家级”,即“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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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新志》,2012年版 舒畅 摄

这本由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张其昀先生主编的《遵义新志》,气象一新,极具创意,被后人评价为“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1939年12月,在抗战中历经数次搬迁的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定,从此寓居黔北7年,直至抗战结束。这部从地址、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10个方面对遵义地理历史面貌进行全面科学描述的志书,和浙大在贵州进行的其他知识传播和学术实践一样,对这片偏远土地而言如若清风徐来,成为贵州人科学地“认识脚下土地”的又一把钥匙。在其中的历史地理部分,张其昀将2000年遵义历史分为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锦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一共9个时期——沙滩文化人活跃的百余年,因文化上的大放光彩,甚至独立定义了遵义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真是给足了文化面子。历史学家范同寿在其2022年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里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一种大胆着笔,“这种分期法,在文化专史或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中并不少见,但拿来代表一个地方的历史时期,在其他方志中还没有出现过。”

为此我又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张其昀——跟着地方志,不受控制就会游出地方,神游时空——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曾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及文学院院长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我又在刚刚读完的《那时的先生们》里看到了他,虽然那段记述让人难以评说又无限唏嘘——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促使蒋介石最终决定退守台湾的,正是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东撤论”。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文化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消逝在了烟尘里,要不是因为一本《遵义新志》,浅陋的我几乎不会“顺藤摸瓜”,在“滚滚长江东逝水”中看到他的身影。大时代与小地方,大人物与小事件,之间的呼应与切换,比一切的大戏都更有戏。

从“钦使第”到禹门寺

还是从时空的远方回到沙滩村。黎庶昌故居自然是要去看看的。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被称为“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除了出使日本,黎庶昌还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各国,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杰出代表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冬,经丁宝桢(对,就是那个跟“宫保鸡丁”紧密关联的贵州织金人)举荐,黎庶昌作为三等参赞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他们从吴淞口出发,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段进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登陆,最终抵达伦敦,行程3万公里——听到这些,我很想采访这个近150年前就组团“游轮海外游”、从西南边隅的村庄中走出的贵州人,他第一次看世界就用这么“暴饮暴食”的方式,是觉得过瘾,还是有点消化不良?更想问他的是,一边是危机重重落后愚昧的中国,一边是生机勃勃盛气凌人的世界,一个清末的外交官要如何不卑不亢,长袖善舞,才能不辱使命?

禹门寺也是我在沙滩村不能遗漏的打卡地。当年黎氏家塾就设在这里,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黄万机在《沙滩文化志》里写:“寺在回龙山巅,山势如游龙,迤逦南行,直奔乐安江如饮水状。头部岩石峥嵘,绝壁十余丈,江流在此洄为深潭。山间松柏苍郁,荫蔽天日。禹门寺飞檐涌殿,隐没期间。”这个画卷如今还在,毕竟山还在,江还在;而黄先生继续写道的“由山间蹬道步入寺内,但见殿堂高耸,僧舍罗列,禅院幽曲。寺中有藏经楼和读书堂”的样子,如今却不复再见;至于莫友芝《禹门寺》诗里的“禹门多古木,俯仰一翠气。从来溪上人,不见山中寺”,对于世世代代青山绿水的禹门,则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苍翠风景。

新建的禹门寺大门和一般的寺庙大门迥然不同,在我看来像个“国风潮品”风格的设计,小巧雅致,很是新颖。禹门寺最初叫沙滩寺,由明朝平播之后迁居沙滩的黎氏家族创建,明朝永历年间,高僧丈雪云游至此,开创道场,改名禹门寺,接引八方佛陀,遂成西南名刹。禅宗文化的兴盛只是一方面,我更感兴趣的是黎氏家族在寺中开设的家塾。这座读书堂招纳族人及乡里子弟,历时30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均是出自其中的“校友”。除了禹门寺里的家塾,又有最早为黎安理书房的“锄经堂”,其长子黎恂从浙江购汇几万卷图书陈列其中供人翻阅,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在其中领受书籍的恩惠。如今的锄经堂是黎氏后裔黎培礼的住房,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农舍,难以想象一个半世纪之前,它曾容纳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与之常年相伴。

教育是沙滩文化不拘于一时一人,成为该时期黔北文化甚至贵州文化代表的重要原因。平翰在《遵义府志序》说当时的遵义“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教育从娃娃抓起,这就是生动写照。富庶的沙滩村就更是典型代表,郑、莫、黎三家祖孙几代大都以教书育人为志向,不仅多次登上贵阳、遵义各书院讲坛,而且执教地域遍及黔东、黔南、黔东南、黔西北许多府州县,育人的功德惠及全省,绵延至今。而黎庶昌在重庆创办洋务学堂,郑珍之子郑知同在四川学政张之洞幕府以小学传播蜀中,郑珍外孙赵怡在成都创办客籍学堂,黎渊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些又是沙滩文化人在贵州之外的辽阔中国的育人之举。他们中每个人在学术、科学和文学艺术上的成就自然令人尊敬,而一个群体通过教书育人、桃李天下,让无数人得到启蒙和塑造,则更是光耀世代、沾溉百年的功德。

诗意的月光依旧照耀今人

从“钦使第”出来,我遇见了沙滩黎氏第15代黎桦元,怀里抱着他的儿子。他带着我们去到了沙滩黎氏第14代,85岁的黎培礼家,就在100多年前黎氏的“图书阅览室”——锄经堂。在黎培礼家门口,我又遇见了黎氏第13代黎明汉。代代相续的沙滩黎氏,像环环相扣的时光链条,黎氏还是那个黎氏,生活却是全然不同的生活。黎培礼曾经独立管理和解说黎庶昌故居22年,如今那里被专业团队接管。他的屋子四壁糊满了字画,有的是别人的作品,而墙上和桌上更多是他自己写的诗,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他并不是祖先那样的文化人,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这并不影响写诗成为他务农之余重要的爱好。桌上正摊开的是一首《失眠》:“斜月入窗前,迢迢夜未眠。感时因忆事,深夜闻鸡鸣。”听《沙滩村志》编纂者们说,沙滩村民至今有很多热爱写诗的,诗歌的传统在村里一路绵延,每年重阳节的“沙滩文化九九晒诗会”,已于2006年入选遵义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空间类”项目。一个多世纪前的文化盛景虽已远去,但诗意的月光依旧照耀今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活脱脱的“诗和眼前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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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培礼和他写的诗 舒畅 摄

我是揣着一本2019年出版的《沙滩村志》来到沙滩村的,在近年来持续推进的“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里,贵州已有包括《沙滩村志》在内的8本地方志入选。而我来沙滩村之前掌握的最早的有关这里的知识点,就是“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中的郑珍、莫友芝共同编纂了《遵义府志》——这本被人们公认为“府志中第一”的研究黔中历史的必备之书。等来到沙滩村后继续了解,才知道除了大名鼎鼎的《遵义府志》,沙滩文化人编纂过的贵州省内外的地方志还有一大串——从《大姚县志》到《上元县志》《江宁县志》,从《荔波县志稿》到《青浦县志》和《名山县志》……硕果累累。沙滩村跟地方志,真是古往今来好大的缘分。把这里作为“读方志·行贵州”的第一站,我想我们的“方志之旅”至少就没输在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