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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谈《易经》:本来就是普通人学问

著名学者、作家余世存即将出版《大时间》,试图还原真正的“易经”,他说“《易经》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是古人对于宇宙最初的认识,三代以前,不过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观察天文、制定历法的知识”。因此,余世存说,他要把《易经》还给普通人。在传统时代,《易经》一直都被称为“群经之首”,在众多经典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受重视的同时,《易经》本身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方面士大夫们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另一方面,它又是江湖术士们算卦问卜的利器。

人人知天的时代

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自然也随之而热,不论是电视讲座,还是各种文化论坛,乃至小学生国学班,讲《易经》的比比皆是,不过究竟怎样才算是讲好《易经》,余世存有他的看法。

“不管是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各种各样对于《易经》的解释,其实都和普通人无关,这恰恰是对《易经》最大的误解”,余世存说,“《易经》本来就是普通人学问,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意思是说这些典籍里的名词,看起来艰深古奥,其实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用语,显然,这句话说的是三代以前,三代指的是夏商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对于天文历法都很熟悉,而天文历法,恰恰是《易经》一个很关键的立足点”。

不过,原本普通的知识,因为某一些特殊的事件、时代而变得艰深,变得神秘,甚至被遮蔽了。余世存说:“一般人都觉得古人用的是阴历,或者说是农历,农历其实是一种阴阳合历,但是更多被人理解为阴历,阴历就是太阴历,以月亮的变化作为制定历法的根据,阳历则是太阳历,以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变化作为制定历法的标准。比如说一个月三十天,这是以月亮运行轨迹来算,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则是太阳运行的变化。农历是一种和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历法,因此它既要关注太阳和地球关系的变化,也要关注月亮和地球关系的变化。此外,在古代,还有过使用太阳历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后来被遮蔽了。”

余世存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和还原《易经》,目的在于,把《易经》还给普通人,他说“我想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真正让《易经》回到那种普通人日用的状态呢”?

防火墙下的文化

从日常所用,到艰深的经书,余世存认为,发生这样的变化,和传统时代士大夫对于知识的垄断有关,和几千年愚民的传统有关。

余世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代,或者说两次著名的文化演变事件,使得《易经》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成了少数人专有的知识。“一个是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在这之前,人人可以关乎天文,而绝地天通其实是把天文历法的知识收归史官和巫师所有,普通人不再能接触到它。此后有了专门研究天文的人,《墨子》里称之为‘日者’,《史记》也有日者列传,本来是观天象的人,后来日者也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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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是文王做八卦。余世存说“八卦有先天后天,文王做八卦,是后天八卦,此后后天八卦取代了先天八卦,所有的研究者、学习者学的都是后天八卦,它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乃至传统价值的建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宋代,先天八卦才被找回来,研究者也才又一次有了不同的视角”。

先天后天,看似是很神秘的概念,不过余世存说,其实不神秘,“先天八卦,其实是中国的古人对于宇宙的一种最初的认识,它是一种建立在对时间、对空间的认知上,可以说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然哲学的色彩。而后天八卦,则是建立在政治伦理上的,自然哲学的色彩没有了”。

余世存把这两个变化称为文化的防火墙,他说“以后的人们,都是在这个墙里面翻来覆去的折腾,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不管是神秘化,还是考据化,其实都在慢慢地把原本最简单、最普通的《易经》,变成了普通人再也看不懂听不懂的学问”。

通《易》能过得自在

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经》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经》的价值所在。

余世存说要把《易经》还给普通人,但是究竟如何还法?又还什么东西?他说“《易经》是个大时间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在它的童年时代,偶然发现的一个宇宙模型,一个最初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它的所用非常广泛,小的方面来说,让人趋利避害,大的层面来说,让人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让人学会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冯友兰曾经说‘《易经》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既是说它用途广泛,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神秘化、妖魔化的原因之一。”

学《易经》显然不是为了卜算凶吉,不论是作为五经之首,还是作为古代的天文历法典籍,《易经》的价值都不仅仅是在卜算上,也不仅仅是在考据中,余世存说,学习《易经》,对于每一个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会活得坦然,会有人生的坐标。

“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缺乏的正是对于大时间的概念”,余世存说,“在这个小时代中,每个人关注的其实都很有限,以时间而言,一个人会考虑的可能仅仅是三五年,这几年之中会不会发财?会不会升官?等等,很少有人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比如说一百年,在一百年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一生,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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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余世存把它的书命名为《大时间》的原因,他说“不论过去现在,真正通《易》的人,都过得很自在、坦然,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坐标,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究竟要怎么才能活得好。”

学传统从祛魅开始

传统文化热潮下,《易经》自然是热门的领域,但不论是学还是讲,和《易经》相关的,都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更不是余世存说的“日常所用”,更多时候展现出来的,是神秘主义的一面,是江湖骗术的流行。

余世存说“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还是人们缺乏一种现代社会的正常心态。弘扬传统文化是好事,但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应该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心态,而建立现代心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完成现代性的祛魅,没有祛魅,心态就不正常。或者过分自大,红卫兵一般地,把所有传统踩在脚下,或者过分自卑,把传统高高举起,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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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心态是现代心态?余世存认为,“平等的对待世界,不仅是身边的世界,也包括历史。儒家文化一统的专制时代,中国人的人格是一个没长大的人格,是子民人格,就像个孩子一样,把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放在天地君亲师之下,人格被矮化了。而现代人格是一种公民人格、公民精神,一种成年人的、理性的人格”。

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是社会上的许多人,其实还保留着传统的人格色彩,余世存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态度出现了两种极端,即便是对待身边的世界,对待身边的人,也可以看出来现代人格的不健全。比如说怎么样对待精英阶层,当有一个官员、学者、或者名人出现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仰望它,可能这些身份和角色在网络上,在平常已经被许多人骂,甚至变成了一种含有贬义色彩的测绘,但是只要他们出现在人群里,他们就自然成为人群的中心。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中,还没有真正解决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还没有扭转对于权威的仰视态度,事实上,权威这个词,本身就带着非常浓重的专制时代的色彩,带着人格不平等的色彩。”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余世存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人间世》、《家世》、《非常道》、《老子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