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化传统 > 正文

“书润青大，阅见未来”读书月——“见典·荐典”云端文献学知识普及系列（一）

READ 见典·荐典

Jian Dian

--4.23--

“书润青大，阅见未来”读书月

——“见典?荐典”云端文献学知识普及系列

第一期

说“图书”

2021

04·23

世界读书日

见典·荐典

世界读书日

于典籍中见文明之生发，于文献中观历史之兴衰，文献典籍的力量生生不息、历久弥新。2021年4月23日是第26个世界读书日，文学院邀请本院文献学“神仙”老师坐镇，推出“见典·荐典”云端文献学知识普及系列活动，将以六期系列推送的形式，进行文献学知识普及，并为青大学子提供文献阅读锦囊。

文献学常识

世界读书日

文献起源

“文献”一词，在现存的古书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何为文献

文献是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南宋朱熹注解：“文，典籍也；献，贤也。“意指典籍与宿贤。元代马端临将其用作书名编成《文献通考》，把“文”释成书本的记载，把“献”释为学士名流的议论。

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目的

一是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张舜徽先生一生多次强调，研究中国文献的最终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才能辨明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的来龙去脉，是非得失，了解其真相与精神实质。

二是熟知古代文化典籍，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面前，能够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知识，最为有效的获取自己需要的文献信息，不但懂得鉴别版本的可靠性，还懂得如何处理、利用找到的文献资料。这是治学问的基本门径。

2021

04·23

EARTH

阅读锦囊

指导老师推荐

张晓明，文学院语文教育系副主任、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汉魏六朝文学）、中国诗学、中国古代文献学、中学语文课程教学。

本期的阅读锦囊是张晓明老师撰写的文章《说“图书”》，张老师将从古文字讲起，为同学们的文献之旅燃起指路明灯。

向上滑动查看原文

说“图书”

——张晓明老师

人类文明的传承最主要是依赖以文字为中心的书籍而世代赓续。世界上不同文明发源地的文字又存在不同，中华文明的传承是以汉字为代表的书籍系统而延绵至今，从未中断。

文字的产生是出于人类生活和生产需要而逐步创造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汉字也是如此。《易经?系辞下?传》中记载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查”。这句话的意识是说，上古先民使用结绳记事，进而理治世务。后代圣哲之人，将契刻文字取代了结绳记事，百官藉以（文字）治理政事，万民藉以（文字）稽察国事。这说明文字是在继结绳记事之后才出现的。

但是，结绳记事并不能直接孕育文字的雏形。根据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文字产生于人类早期刻划符号和图画（即“文字画”）。

刻画符号是指在新石器时期，在陶器等物理材质上刻划的大量类似文字的符号。如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北15公里朱家寨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类型）。其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刻划过的骨板，这些刻划的线条就是早期的“书契”。

1980年，我国文物学者在河南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发现了贾湖遗址（新石器早期文化）。其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契刻符号，共17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年。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刻画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的文字早2000年。下图1为贾湖契刻符号，保守估计距今6000年左右；图2为西安半坡刻画符号，距今5000年左右；图3为大汶口刻划符号，距今4500年左右。

(向左滑动)

图画（“文字画”）是指通过刻划图像等方式，图解语意而与语言相联系，从而具有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图画文字的个体图形和符号并不能与语言的词语完全对应，图形和符号的组合顺序也不能和相关的词语在实际句子中的语法序位相一致。江苏省连云港将军岩画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期岩画，距今约7000年。目前学界对这组岩画的解读尚有巨大争议。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刻划在甲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公元前13世纪遗留下的文字。目前，在已发掘的近16万枚甲骨片中，可识读的文字已达4600多个。

有了文字，是不是可以说就产生了图书呢？学界一般认为，文字的产生仅仅是产生图书的前提条件，但还不能说一定就产生了图书。这是因为，图书必须有所表达的内容、必须有一定的专用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播各种知识和文化的作用。

陶器上刻画的符号、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都不是图书的专用载体；甲骨虽是专用的间接载体，但所记录的多为档案，没有起到传播各种知识的作用，因此，不能算作正式的图书。

我国最早的图书，据文献记载，是所谓的“河图”和“洛书”。最早记载相关信息的是《周易?系辞上》，其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是有关“河”、“洛”，“图”、“书”，“圣人”等相关解读，《周易》本身却没有给出解释。综合先秦两汉有关“河图”和“洛书”的相关记载，如《尚书?周书?顾命》《管子?小臣》《论语?子罕》等，学界对“河图洛书”的内容和作者分析很大。较为广泛认同的是一种说法是，上古伏羲氏时期，在孟津境内（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衍而成“伏羲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大禹时期，在洛宁（今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分定九州，成九章之法，治理社会。其后流传后世，成为《尚书?洪范》篇。而“河图”、“洛书”的具体面貌，一直没有明确记载。相传北宋著名道士陈抟用黑白圈点表示“河图”和“洛书”。其后，自宋至清，有关“河图”和“洛书”的纷争，聚讼不断。很显然，不管“河图”和“洛书”是否存在，也无论其实物是和面貌，都不可能是具备图书要素的正式图书。

在《尚书》《史记》和《大戴礼记》中所记载的“夏”及“夏”之前的文献。其著作形成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不会超过西周，甚至有些是形成于战国中期。不仅如此，这些文献，大多数是作为档案材料被保存的，而不是作为传播文化和知识的图书。因此，学界一般不认为“夏朝”就有正式的图书出现。

目前，学界认为，殷商时期是我国图书正式出现之前的先驱形式。这是因为在殷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在1936年于127号窖穴一坑出土17804枚甲骨。其中有300片完整的龟甲，经考证，是殷商档案，属于武丁时期。

在已出土的殷商甲古文中，“史”已出现。许慎《说文》卷三下“史”部解读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所谓“从”，是《说文》解释字义的一个术语，表示一个字的意符。“又”，《说文》云：“手也。象形。”段玉裁注云：“此即今之右字。”许慎把“中”训解为“正”。这明显是望文生训。其实，“中”是一个物件，“史”象征右手持物。

至于是何物，学界有不同解释[ 清代学者江永认为“中”是“官府书（册）”，吴大澂认为是“手执简”；民国时期王国维认为是“盛算之器”；现代学者马叙伦认为是“笔”，陈梦家认为是“田猎之网”。]。但无论哪种解读，“中”必然与文字记录有关。

除了“史”字之外，甲骨文中还有“御史”、“内史”、“左史”、“右史”等称谓。以《尚书》为参照，我们已知在殷商时期已有卜、史、巫、祝之官。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史官制度已然比较成熟且有相当规模。结合西周、秦代官制设立的实际来看，殷商这些职官都有可能与图书档案管理有关。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图书的正式出现是在西周初期。据传世文献记载，竹（木）简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图书载体。可惜，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出土实物。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战国中期，竹（木）简已经成为图书最重要的载体形式。据《晋书?束晳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有人盗掘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墓），得竹简图书数十车，被称为“汲冢书”。今实物不存。魏襄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第四位君主，魏安釐王是第六位君主，属于战国中后期。新中国建立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如著名的“清华简”和“上博简”。

至此，中国古代图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实际，中国古代图书事业也呈现不同的发展实际。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讲。

文中提到的古文字知识，同学们可以参考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文中提到的中国古代图书知识，同学们可以参考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曹之《中国古代图书史》（武汉大学，2015年版），陈力《中国古代图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DIANJITUIJIAN

书目推荐

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

5、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

2021 · JIANDIAN

2021

03·21

READING

见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