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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的起源（八）：《左传》和《周易》

第八节《左传》和《周易》

说有人会说，《左传》中不是有很多用《周易》占卜的例子吗？说明《周易》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被广泛使用了啊。我看这里面问题很多。

晋代，在战国魏襄王墓中挖出一种古易书，叫作《师春》，这是一本专门讲占筮的书，里面主要是使用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占卜的事例，杜预说“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1]说明这本书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它里面的占卜都有应验了的，很明显是出自后人的虚拟和杜撰，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这本书的造作，目的正是为当时的《周易》打广告作宣传的，它一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产生于《周易》之后并距之不远。

而《左传》中的关于《周易》的事儿，很明显有后人窜入的痕迹，我说这个可能有人会撇嘴：“又来了，又说是刘歆伪造。”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说刘歆“遍造群经”或“造古文以遍伪诸经”，[2]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招来了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先生专门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予以反驳，说“余详按之皆虚”，就是认为康有为说的都不靠谱，刘歆并没有伪造过经书。[3]我不说《左传》是刘歆的伪造，但是经过他的编撰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此事非常明确地在《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着：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4]

《左传》其实本来不叫什么“传”的，而是叫《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5]

《左氏春秋》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是依照《春秋》的纪事顺序，收集各方面的史料素材，重新编纂的一部私人史书，它就是记录史实，而不是为《春秋》作传。其理念就是只要把史实说清楚了，后人在解释《春秋》的时候就不会太离谱，可以杜绝“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的现象。作者收集史料的范围很广，《师春》就是其利用的材料之一，这个是肯定的。

正因为《左传》本来是一本独立的史书，所以汉代的今文经派的博士们也明确地指出“左氏为不传《春秋》”，[6]就是说《左氏春秋》不是为《春秋》作的“传”。汉代的时候有传授《左氏春秋》的，只是给它作了训诂，即文字上的解释，也没有用来解释《春秋》，真正来解释《春秋》的，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铎氏、张氏、虞氏等多家，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是公羊、谷梁二家。大家看看这两种《春秋传》，都是随着《春秋》经文逐字逐句地训诂诠释，解说笔法，阐明大义，经、传密合，是真正的“传”体，而《左传》就与之完全不同，不仅形式不同，而且和《春秋》对勘，有的有经无传，有的有传无经，也就是经、传不密合，如果《左氏春秋》真的是给《春秋》作的传，怎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所以说《左氏春秋》本来就不是一种“传”。

到了刘歆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本书，他引了里面的内容来给《春秋》作“传”，而且还“转相发明”，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作了“章句”和“义理”的阐发，把它全面改造了一本“传”的模样，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春秋左氏传》才这么诞生了。所以，不管刘歆是否“遍伪诸经”，他在《春秋左氏传》上的确是下了大工夫、花了大力气的，班固的时代距离刘歆还不太远，他的记载总不能是信口开河。大家看到《左传》里的那些“礼也”、“非礼也”和“君子曰”之类评论的话，那多是刘歆为改变其体例加入的内容，当然也不排除有刘歆之前的人加入的，可能在刘歆之前传授《左氏春秋》的人中，就有想把它搞成一本《春秋传》的，加入这些内容，目的就是让《左氏春秋》看起来更像一本解释《春秋经》的“传”。

《左传》中的关于《周易》的话明显有窜入的痕迹，我举个例子，《左传·昭公元年》有医和视疾一段文字：

赵孟曰：“何谓蛊？”（医和）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7]

这段文字明显地有毛病，其中“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可以说是“物”，而“女惑男、风落山”却是一种“事理”，并不是“物”，而言“皆同物也”显然不通。在《国语·晋语八》中也记载了这段故事，医和的这段话却是：

“蛊之慝，谷之飞实生之。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宵静女德以伏蛊慝。今君一人，是不飨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8]

这里看出医和是把蛊和谷对举来说理，简明透彻，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文字也比《左传》详尽完备，而他的话中正无“在《周易》”云云的话，可见那是后人窜入《左传》的，根本不是原文。所以郭沫若说：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是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们试看《左传》上的卜筮事的繇辞，那里面有和现在的《周易》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便可以知道所使用的《易》的底本是在一种以上。《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的事件是鲁哀公十一年，可以知道《师春》的原本一定是哀公十一年以后的成品。而且它的作伪的目的明明是在对于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作虚伪的证明。因此那被伪证了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也可以明白地推定是出于哀公十一年以后，即春秋以后。”[9]

根据郭先生的这段论述，我的看法是：

1.《左传》中的卜筮事，的确是割裂了《师春》后加入的，但到底是《左传》原有的，还是后人窜入的，这个没法确定，因为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我倒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2.《师春》是一本专门讲筮例的书，是取材于春秋及以前的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作主角儿，说他们筮卦的事儿，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时刚流行的《易》书打广告。它里面的筮例都是利用故事搞的一种拟作，所以都是应验了、算准了的，它一定成书于鲁哀公十一年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是公元前484年，距战国始年公元前475不过10年。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师春》是战国时代人的作品，因为它里面的筮例都与历史事件有关，所以被编辑《左传》的人拿来当了史料编进了书里。《师春》还是好的，取的是比较近的人物或事，看看《归藏》里，都有女娲、黄帝、舜、鲧、禹、启筮卦的事儿，比《师春》还牛，但是越是使用那些更古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说明它的制作时代越晚。

3.《师春》是不是刘歆窜入《左传》的，这个虽不好确定，但是即使是不是他窜入的，也肯定被他改造过。一是刘歆编辑过《左传》，二是他有自己的目的，刘歆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为他表彰的“中古文《易》”作宣传。所以他在编辑的时候一定是也作了改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看上博简本《周易》，看看阜阳汉简《周易》，再看看马王堆帛书《周易》，里面的用字是多么分歧不定，连卦名用字都不同，爻辞更有不少歧异，但是《左传》中所引《周易》的卦名、卦爻辞，竟然和今传本的《周易》全同，甚至还有一些儒家《易传》的内容，而今传本的《周易》，正是用的和“中古文《易》”完全相同的费直的本子！大家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太奇怪了吗？如果没经过东汉古文经派的整齐和改造，会这样吗？

所以，要拿《左传》中占筮的记录来证明《周易》产生在春秋之前，那是非常危险，这就象今天的书法家用商代的甲骨文抄了一首李白的诗，于是有人拿这作品当证据去证明大诗人李白是商朝人一样，是非常荒唐的，至少我是不会这么做。

《左传》里还有个记载，也是研究《周易》的人经常提到的，就是晋国的韩宣子聘鲁观书的故事，见于《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10]

《左传》的这个说法出来之后，在东汉时期才有了周公给《周易》作爻辞的说法。关于这个事儿，康有为首先表示怀疑，他说：

“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11]

康有为指出周公作爻辞的说法西汉（包括）以前还没有，那条观《易象》《鲁春秋》而赞扬周公之德的话，是刘歆为了表彰周公而窜入《左传》的。刘歆为什么要表彰周公呢？因为王莽有野心要篡位，他的第一步是模仿周公摄政称王，刘歆是王莽的御用文人，总要给王莽篡位制造些“故事”作为篡位的根据，他表彰周公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在当时王莽就是周公的化身，所以他整理编辑的一些古书都托名是周公所作。正因为了有了《左传》里韩宣子观《易象》而赞美周公的话，所以东汉人才编出来周公给《周易》作爻辞的说法。因此《左传》的这个记载本不是它原书里就有的，不可信。

郭沫若先生对于《左传》此段文字的判断就更加直接，他说：

“就这一番话看来，观书的一节完全是不可靠的，。凡是《左传》上的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故尔这一节不仅完全不能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甚且要想拿来证明《周易》或至少是八卦在当时已经存在，都是不可能的。”[12]

郭先生是从文意和文法上辨其为伪窜，说得也很有道理，总之这段话的确有问题，它可能的确不是《左氏春秋》的原有的文字。

不过呢，我个人还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左传》里的那个“易象”的“易”是个错字，它很可能是“曑”字的残泐讹误，《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左氏传》多古字古言”，“曑”就是古文“三”的通假字，“三”的这种写法，在出土文献里经常见到，只不过形讹成“易”了，那个名称应该是“曑（三）象”才对。根据《吕氏春秋·古乐》里记载：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高诱注：“《三象》，周公所作乐名。”[13]

《淮南子·齐俗训》里也说：

“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14]

《三象》也可以简称《象》，传说是周公作的，是表彰周公之德的。大史掌管的《三象》当是这种乐舞的文字记录，大概类似舞谱、乐谱之类的，是一种书；而《鲁春秋》则是记载周公之子伯禽封国鲁国历史的，鲁国传说是被周公之化，鲁国人的行为也体现了周公的教化，故韩宣子看了《三象》和《鲁春秋》才赞叹“周公之德”。所以说，这话不管原书就有的还是后人窜入的，它都和《周易》没有任何关系，更得不出周公为《周易》作爻辞的结论。总之一句话：《左传》里的记载无法证明《周易》产生于战国以前。

最后说说《周易》这个书名的含义，因为有朋友也问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周易》这个书名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郑玄说：

“《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15]

贾公彦《周礼疏》也认为：

“其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於四时，故名《易》为‘周’也。”[16]

这种看法是认为《周易》的“周”是周普、周遍、周备的“周”。另一种是认为周就是周国、周朝的“周”，比如孔颖达就认为：

“《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17]

至于哪种说法更合理，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我这里也不多讲了，免得误导大家。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就是《周易》的“周”是周朝的“周”。这是因为战国时期这种新兴的筮法刚出来，为了张扬名声，拉虎皮当大旗，宣称自己的这书是周王室使用的《易》，所以才说是《周易》。《左传》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周易》的筮例是《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18]

这是周史用《周易》给田完（敬仲）占卜，说他将来会在姜姓的异国做大，结果是田完的后人最后取代了姜姓的齐国，所谓“田氏代齐”，《周易》算准了。这个筮例肯定是出自《师春》，也证明这书就是田氏代齐之后才有的作品。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用《周易》筮卦的人是“周史”，也就是周王室的一位史官，这就是想从侧面告诉大家《周易》是周王室的筮书，自然“周”就是周朝的“周”。秦汉儒生编造的文王演《周易》、周公作爻辞什么的，就是他们也知道《周易》的“周”就是周朝的“周”，所以才往文王、周公身上编排。

讲了这么多，是给大家简单梳理了一下易学史，让大家明白易学的源流，这样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周易》这个书的整体状况，也让大家知道从秦汉以来关于《周易》的种种说法，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我建议大家，不管研究什么东西，都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明辨其历史背景和产生、发展的过程，这样才能正确地研究它、认识它。否则，就会象在一团浓雾里，辨不清方向、看不清道路、望不见目标，这时候盲目地撒开腿飞跑，可能就偏离了正道，走上了邪路，跑得越快，就离目标越远。很多研究《周易》的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在邪路上走得太远，回不了头了。

最后再重申一下：如果您认为《周易》不是卜筮的书，是圣人、神人所作的伟大经典、是古代深奥的哲学书、科技书、是天书、是外星人密码本之类，我讲的这些您均可无视。

据我了解，这类人许多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胡编瞎说，可他们就是想靠这个惊世骇俗、扬名立万、开宗立派，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必须咬牙坚持，再怎么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他们都装作看不见。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完】

[1]晋?杜预：《左传后序》，见《左传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75页。

[2]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88页、96页。

[3]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古史辨》第五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01页。

[4]汉?班固：《汉书》，《前四史》中册，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909页。

[5]《史记》（三家注），《前四史》上册，100-101页。

[6]《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见《前四史》中册，909页。

[7]《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272页。

[8]吴?韦昭注：《国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34-135页。

[9]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388-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