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千家诗》的编者
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著录《新刻草字千家诗二卷》，附注：“（宋）谢枋得、（明）王相辑录唐宋近体诗二百余首。明观成堂陈君美刻本（北图藏）。”如果这条材料可靠的话，那么广为流传的童蒙读物《干家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就相当明确了，而且还有个明刻本作为依据。问题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著录了《新刻草字千家诗二卷》，附注：“宋谢枋得辑，题明李贽书，明观成堂陈君美刻本。”没提到“（明）王相”，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核对原书，发现该书确实没有“（宋）谢枋得、（明）王相辑录”或其他类似的话，只是在扉页上分两行印着“李卓吾先生笔，草字千家诗”，正文卷首题着“新刻草字千家诗，李卓吾先生笔”。该书分上、下两卷，共收录唐宋诗116首，其中七绝84首、七律32首。而现在通行的《千家诗》共收226首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五律，如果《新刻草字千家诗二卷》真的有“二百余首”，势必包括七绝、七律、五绝、五律，这样就与王相挂上钩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千家诗》的编者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现存最早以《千家诗》命名的选本，当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所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尚存有该书的元刻本与明抄本。常见版本有清刻《楝亭藏书十二种》本与《宛委别藏》本。该书22卷，分时令、节候、天文、地理、禽兽、昆虫等十四门，共收录1280多首诗，均为七绝、七律、五绝、五律。但是也有人对这部书的编者为刘克庄提出了质疑，如清人宗廷辅在《重编千家诗读本》卷末题跋中指出该书有改变题目、弄错作者、删律诗为绝句等缺点，于是提出怀疑：“临安、建阳无知书贾假其盛名，缘以射利故至是欤！”他的这个观点也常被后人用来说事。
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设．还不足以否定刘克庄对该书的著作权。这是因为刘克庄有编纂该书的动机与可能性，在《后村集》卷二十四中还保留着刘克庄写的《唐人五七言绝句选序》、《本朝五七言绝句选序》、《中兴五七言绝句选序》。刘克庄在第一篇序中说：“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选五七言绝句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弃也，否则巨人作家不录也，惟李杜当别论。”这表明刘克庄确实选编过不少唐宋诗绝句方面的童蒙读物，在这些童蒙读物的基础上再编一本《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当在情理之中。再说该书一共
选了刘克庄本人诗作八十多首．如果编纂者是别人，恐无此必要，也无此兴趣。还有宗廷辅所批评的那几个缺点，是诗歌选本的通病。刘克庄受到编纂体例的限制，选了将近1300首诗，出现一些讹误也属常见现象。此外，宗廷辅所谓的“无知书贾”是没有水平编出这部选本来的，而且该书也没有畅销起来。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性质是启蒙教材，所选作品为切情诣理之作，形式短小。但是该书作为童蒙读物那数量就嫌太多，不便学习，也不便流传。以《千家诗》为题，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唐宋近体诗童蒙读物，为宋末元初的谢枋得所编。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宋理宗宝祜四年（1256）举进士，除教授建宁府。宋恭宗德祜元年（1275），元兵大举南下，谢枋得被任命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他在保卫信州的战斗中，终因孤军无援而兵败城陷．他的家人全部被元兵杀害，只有他孤身一人隐姓埋名，逃入建宁唐石山中。据《宋史•谢枋得传》介绍：“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子弟论学。天下既定，遂居闽中。”由于教学需要，谢枋得又长期生活在宋元时期的出版中心建宁府．所以由他出面编一本唐宋近体诗童蒙教材也在情理之中。说《千家诗》是谢枋得编的还有个铁证，就是《全宋诗》中只收录王淇两首诗，作者小传称王淇“字菜猗，与谢枋得有交，谢尝代其女作《荐父青词》（《叠山集》卷十二）”。而王淇的这两首诗恰恰都录自《千家诗》。若不是谢枋得编《千家诗》，王淇的这两首诗也就淹没无闻了。谢枋得编的《千家诗》与刘克庄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显然有渊源关系，一是都用了《千家诗》这一名称；二是所选均为唐宋近体诗，所选篇目重复颇多：三是编排方法谢书与刘书的时令门大致相同。所以清翟灏《通俗编》指出：“今村塾所诵《千家诗》者，上集七言绝八十余首，下集七言律四十余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增删之耳。”
正如翟灏所说，谢枋得编的《千家诗》只收七言绝句与七言律诗，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刻本《四体千家诗》、《新镌千家诗自文》还保留着这种体例。《千家诗》中所收谢枋得诗三首，全为七绝，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卷端署“宋名贤谢叠山注”。该书标明二卷，实际上只有七律一卷，所缺显然为七绝一卷。谢编《千家诗》在明代已经成了最重要的启蒙教材之一，如明刘若愚《内板经书纪略》著录有“《千家诗》一本。四十四页”。明卢城赤《明宫史》卷二《内书堂读书》云：“凡奉旨收人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可见明代宫廷已用《千家诗》作为启蒙教材。正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明解增和千家诗注说明》中所述：“这部《千家诗》系明代内府彩绘插图本，是专供太子或小皇帝使用的，它表明《千家诗》不仅是宋元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甚广的通俗读物，也是皇家课业的基本教材。”
现在广为流传的四卷本启蒙读物《千家诗》是清初的启蒙教育家王相编辑整理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四《尺牍嘤鸣集》十二卷提要称此书为“国朝王相编。相字晋升，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是书成于康熙己丑（1709）”。康熙己丑年乃康熙四十八年，前面的顺治皇帝在位十八年，所以说王相是清初人还是恰当的，现在广为流传的《千家诗》也是在清初编定的。他编注的《干家诗》的清刻本明显分为两个部分，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南京天禄阁书坊所刻、《千家诗》，第一部分题为《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端题“信州谢枋得叠山选：瑯8王相晋升注”。卷上为七绝，卷下为七律。卷未有按语云：“叠山选本皆唐宋诗，末二首明诗不知何年赘人，童蒙久诵，姑并存之。”可见这一部分基本上保持了《千家诗》的原貌，王相只做了注释工作。第二部分题为《新镌五言千家诗笺注》，卷端题“瑯8王相晋升选注；莆阳郑汉濯之校梓”。卷上为五言绝句，卷下为五律。可见这一部分由王相选编，他还做了注释工作。
客观地说，谢枋得所编七言《千家诗》问题要多一些。首先，他所据以参考的刘克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如前所说，就存在不少问题，谢枋得在做注释时也难免以讹传讹。其次，谢枋得编的七言《千家诗》在长期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篇目增减、文字差异、作者混淆等现象。这一部分经过王相注释后，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篇目固定了下来。而王相编注的五言《千家诗》部分，问题则少得多。王相为《千家诗》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定本，他在《千家诗》编纂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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